要多少就有多少，量大管够😇

可以说是对空头的亮剑檄文了

> 河北(人)的悲哀在于，离天堂太远，离北京太近。 #### 受冻的河北，与帝国的基本盘 作者： 柳展雄 来源： 第四中夏 发布日期： 2026年1月3日 07:29 地点： 海南 前两天，看到河北供暖问题。 请大家关注#河北农村供暖#问题，看看当地百姓怎么说，这么冷的天，这么多老人小孩。 作为一个南方人，过冬是很痛苦的事情。江苏大部分家庭没有暖气，如果开空调、地暖，能耗很猛。我有个江苏朋友，把家里二老送到泰国过冬，虽然他家里装地暖，但一整个冬天开地暖的钱，开销也不小，都够一趟去泰国的飞机票了。 而北方农村人，以前家里烧煤，特别暖和，整个冬天花差不多三四千块钱，就能过得比较舒服。2017年，上面开动“煤改气”项目，一刀切要求拆掉煤炉子，烧天然气取暖。 今年冬天，北方农村，尤其是河北周围“煤改气”的农村，问题最严重。河北人有气不敢用，想用用不起，不少低收入家庭、留守老人舍不得开暖气，实在太贵了。 天然气属于特殊的价格双轨制商品，居民用气由政府调控，工商业用气由市场定价。城市居民用气价格一般较低，对于一二线的城市燃气公司而言，居民用气不赚钱，但还能靠附近工商企业用户平摊成本。而到了更广袤的乡镇农村，既缺乏发达的工商业，设施铺设成本也大大增加，最后这些钱还是要农民买单。一些网友说，城市暖气费比农村便宜，就是这个缘由。 网友反馈： * 致命笑巫河北： 巧了今天刚从婆婆家回来，村里前几年通的天然气，结果一烧才知道这么贵，一年下来少说要四五千，村里什么条件啊，花四五千供暖？市里暖气费才一两千呢！好多人只能偷着烧柴火。天天喊斩杀线，这才是真正的斩杀线啊。 * 陈春辉 河北： 我们那个村按天然气的时候，都把土炕拆了，不然不给你通天然气，现在烧柴火都没地方烧。 微博上有河北朋友算一笔账，农村老人们六七八十岁了，没有高额退休金，还打工挣口饭钱治病钱，合作医疗保险平均一家两三千块钱是一大笔支出。然后冬天停用烧煤，换成天然气取暖，比以前过冬又多了三五千支出。老农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只能冻着扛着。 网友反馈： * luckwang2011： 大过年的，民生。河北农村的天然气供暖，真的是一大问题。老人们六七八九十岁了，没有高额退休金，还打工挣口饭钱治病钱，合作医疗保险平均一家两三千块钱是一大笔支出，然后冬天换成天然气取暖有多了三五千支出，老农民们哪来那么多钱啊，打工干活再冻着扛着，好像一道农村基层斩杀线。 * 渣浪说昵称不可用12345： 你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 当年的煤改气项目，为了北京的蓝天，牺牲了河北的利益。2017年为了把政策推行下去，干部跑去农民家里，拆掉煤炉子，现在技术更高级了，用无人机来查。 风闻热评： 检查会用无人机飞，然后去家里检查，大家一定注意把烟囱拔了@所有人 ***村乡亲们请注意；今年冬季大气污染形势严峻，请乡亲们注意，不要大意，禁止燃烧散煤及木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如被上级领导发现，严肃处理，与村两委干部无关。如果被处罚大家不要找村干部。2025年12月29日 一条呼吁关注河北农村采暖问题的微博2000多转发了，大家怎么看？ 当年的环保风暴，不仅要农村人不烧煤，还关停河北的钢铁厂，各种厂，甚至农业也被限。为了首都水源地和生态屏障，教廷要求河北严格控制高耗水农业，山区全面禁牧，张家口地区的一些村子甚至出现了由富返贫的情况。 《中国国家地理》的记者调查张家口康宝县下面的一个农村，这一片本身底子一般，靠近燕山、太行山，气候寒冷、降雨少（年降雨量不足400毫米），种植业不好，再叠加2005年前后，控制高耗水农业几项政策，村子突然跌入贫穷深渊。在落后地区，一家五口人的全部家底不到500元，一年吃不到几顿肉，这种情况很普遍，甚至有的家庭只有两条应季裤子，谁出门谁穿。 2005年以前当地人均是60亩地，主要种植玉米、莜麦、土豆、蚕豆等。因为政策限制，张家口当地村民干脆摆烂，他们种地不犁地、不耕地、不施肥，甚至连农具都没有，完全靠天吃饭。春天的时候，往荒草丛生的地里扬种子，有些种子撒到地里后，被麻雀给吃掉了，村民也不管。 差不多这个时段，环京津贫困带概念出现了，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03年提出的。环绕着北京天津的32个贫困县、3798个贫困村，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约有272.6万贫困人口。 （注：原文中有一张环京贫困带的地图，此处用占位符表示） 河北的发展天花板被北京限制了，在最基础的交通物流方面，河北就有天然劣势。企业家开工厂，运输货物肯定要便利的交通网，而河北省的高速公路网被京津割裂了，从地理条件上，那边本身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再加上，北京一道人为的障碍，货物只要经过北京就要经历各种检查，就要办进京证，一连串麻烦。假设一个石家庄的商人，从东北进原材料，路程上必须经过北京，很难绕道。所以在北方开厂子，很多老板都宁愿去更远的山东，比亚迪这种新能源新兴企业，盖新厂子就在济南。 他们的电网也是割裂的，南面是河北电网，北部则搞了个专门的冀北电网，配合北京天津，保障北京天津优先供电。 河北的悲哀在于，离天堂太远，离北京太近。有河北籍官员吐槽，“很多时候，跟北京官员一起开会，河北人一说起张家口、承德为北京做出的牺牲，还未来得及要补偿，北京的官员就会打断河北的发言，说河北、北京都是为了首都、为了中央。” 上海跟长三角的关系是产业链的互补，而帝都跟周边的关系是，一切以保我为优先，为了保我的空气质量，你受冻你再熬一熬。 96年华北发洪水，降雨强度大、范围广，这是49年以来排列第三位的暴雨灾害事件。 石家庄特大洪水记忆 (大丫头RuiLei囡囡)： 还记得吗，1996年8月3日至5日，石家庄、邢台、邯郸、保定等地遭遇了特大暴雨。全省91个县(市)146.23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450多亿元，那一年，河北的洪灾损失最为严重。8月5日，张金垠中校在赞皇县抗洪抢险救灾中壮烈牺牲，年仅42岁。那些日子，洪水汹涌，人心却更团结。我们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切，铭记这段历史。2025-01-25 13:01 河北督抚程维高，下达指示：“一保京津、二保铁路(即京广铁路)、三保油田，最后保自己。”一副，“再苦一苦河北的百姓，骂名我来担”的大义凛然模样。 在奥斯曼帝国，有个怪异而复杂的地缘格局。 首都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数位斯拉夫女奴当上了皇后，马哈茂德二世的母亲娜克希迪尔来自法国，论亲戚关系还是拿破仑皇后约瑟芬的表姐妹。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维齐尔(Grand Vizier, 即宰相)职务，历史上总共有4个意大利人、9个保加利亚人、14个希腊人、27个南斯拉夫人担任过该职务，而同为伊斯兰兄弟的阿拉伯人只有5个。 伊斯坦布尔人自诩“国际大都市精英”，自我标榜为罗马文明继承人。按照这一套叙事，穆罕默德二世灭亡了拜占庭，也继承了拜占庭，他接受前朝典章政体，从太监制度到二十级官僚体系一应俱全。 苏莱曼大帝熟练掌握希腊、拉丁、希伯来三门语言，他拒绝承认查理五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仅仅称查理为西班牙国王。波斯、莫卧儿称呼奥斯曼的领土称为“罗姆”，即罗马一词的转译。 奥斯曼的发家之地，安纳托利亚高原，则是乡土气氛浓厚。伊斯坦布尔的穆斯林，并不认自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Türkiye）这个词本身原义有政治倾向，最早指安纳托利亚高原粗野的农民、游牧人阶层，一种社会经济阶层，还有层“乡巴佬”的贬义含义。 双方的政治地位，判若云泥，如果称呼伊斯坦布尔的“京爷”“精罗分子”为土耳其（Türkiye）老乡，会让对方很尴尬，就好比现在人称呼北京人为河北老乡。 奥斯曼帝国也存在翻版的京津冀关系，从结构上，伊斯坦布尔相当于北京（政治中心，明清以来的古都）+天津（经贸中心，华北、西北的出口物资集散地，过去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当地有中国北方最大港口）的结合体。 京畿腹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老百姓，要为帝国的事业服徭役，卖命。土耳其人（Türkiye）既是帝国的基本盘，又是帝国的牛马。说是基本盘，他们的地位高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这些群体，在1856年《胡马云诏书》（IslahatFermant）公布之前，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不准希腊人等族群进入。说是牛马，因为他们必须要服役。兵役和修宫殿等徭役，加在土耳其人（Türkiye）身上。 从1596年开始，差不多勒班陀战役结束的时候，安纳托利亚地区闹叛乱，即“杰拉里（Jelalis）叛乱”。有个名叫杰拉里的教士起兵，亲什叶派的地方官员、因徭役而倾家荡产的小地主，和贫穷宗教学生也加入进来，杰拉里死了，后面的人马还是打着他的名号，闹了二三十年。16世纪末，苏丹开两线作战，一边打哈布斯堡王朝，制定攻打维也纳的计划，一边在收拾“杰拉里叛乱”。 我之前看过一篇给“环京贫困带”翻案的文章。他的想法很奇葩，认为“北京榨干了周边”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其思路为：北京榨的是东南地区，没有榨河北。河北省向中央仅缴纳3.5%的国税（2019年，中央财政收入8.93万亿，河北省的财政为2997亿），重赋地区在上海浙江广东。 这不稀奇，奥斯曼帝国的央地关系为，财政上汲取基督徒的巴尔干地盘，劳役上榨取穆斯林。苏丹的税源不在安纳托利亚，而在东南欧。塞尔维亚是个农业大国，这里的牛比人还多；罗马尼亚盛产经济作物，供应伊斯坦布尔1/3的谷物；巴尔干半岛总共向帝国提供了三分之二的财政税收。 奥斯曼帝国既不属于基本盘土耳其人，也不属于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帝国属于两者的上层精英。在伊斯坦布尔朝廷，苏丹任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希腊的教师、犹太的红顶商人。 苏丹既可以立“真主在大地的倒影”“全世界YSL正统所在”的人设形象，一副全心全意为全世界穆斯林贫下中农谋福利的样子，又可以装成罗马继承人，我西化我开明，在波斯、莫卧儿面前冒充上等人。 伊斯坦布尔的“京爷”权贵，一方面大谈加齐（gazi，意思为信仰而战的武士，处于游牧状态的突厥军事集团简朴尚武，以打击异教徒为口号，劫掠拜占庭）革命先辈光荣传统，赞颂建国大业；同时这又不妨碍，他们把内陆高原的老乡当成牛马使唤，鄙视老乡们粗俗没文化，不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高端文明。 然后又挑动内陆土耳其人，去攻击希腊人异教徒，给他们扣上买办阶层、买办之都的帽子，纵容“土族工农大众受一小撮沿海资本（奥斯曼40家现代化私人银行，刨开欧洲英法合资的，其余全由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犹太人开办，国际贸易也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剥削”这种民粹舆论。 环环相扣，对社会各阶层分而治之，让底层陷入一团散沙状态，这就是伊斯坦布尔的统治术。

#### 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就能破坏财产权吗? 作者：路乾 日期：2025年12月29日 北京 一些经济学研究倾向于从社会整体利益的功利主义视角评判制度与经济政策。其典型方法是构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模型，或以GDP、就业、税收等宏观指标作为政策优劣的衡量标准。这种思路也深刻影响了法律经济学——例如波斯纳所倡导的进路：如果一项判决虽破坏产权，却能实现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法官就应如此判决，法律制度也应为此类破坏产权的行为提供正当性。 一个常见的现实案例是征地拆迁。倘若强征强拆能推动城市建设、招商大项目、建设高铁地铁、提升GDP、增加就业与税收，是否就意味着对少数人财产权的侵犯是“合理”甚至“必要”的？实践中，已有地方政府采取类似逻辑：某城市更新项目中，负责拆迁的国企因与“钉子户”谈判耗时过长、融资成本升高，便主张先行强拆；事后，钉子户提起诉讼，法院判政府败诉，令政府支付一笔赔偿金。决策者认为，强征强拆可加速项目进程，“整体效率”更高。似乎只要对于被拆迁户按照市场标准给予补偿，就可以被立法者及社会大众接受，也不会有什么道德压力。 类似逻辑也出现在宏观经济政策中。例如，通过超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以刺激经济，却忽视通胀带来的再分配效应——而这种再分配本质上是对货币持有者财产权的隐性剥夺。从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视角来看，只要通胀能提振总需求、稳定就业，似乎就值得推行。 然而，问题在于：破坏产权的真实成本是否被充分计入？ 笔者曾调研北京某片城中村。当地拆迁负责人坦言，部分“钉子户”之所以态度强硬，源于历史创伤：他们上世纪50年代曾被从市中心迁出，政府承诺三年内建好新房，却最终不了了之；后来居民自建房屋，又在特殊历史时期（WG）遭遇房产没收。反复的产权侵害严重削弱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正因如此，后续的城市更新屡屡遭遇激烈抵制，谈判成本与社会风险远高于预期。 类似情况在全国多地普遍存在。许多郊区村集体反映，征地时政府承诺的产业用地指标多年未兑现；后政府改口称给予现金补偿，同样没有落实。如今村庄失去土地、缺乏产业、收入枯竭，村民积累了不少怨气。强制征地加上兑现不了承诺，对政府的公信力是一种更大的破坏，也不利于长久的社会稳定。 更有甚者，在“保交楼”行动中，面对房企资金链断裂、地方财政吃紧的局面，一些地方政府对开发商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以逼迫其“掏钱续建”；或指令国企接盘烂尾项目以维稳，增加了十数亿元债务，实质是将风险转嫁给未来纳税人与金融系统，最终要社会大众来分担。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政策效果仅以GDP、就业、城市面貌、社会稳定等“总体指标”来评判时，对个体财产权的侵蚀及其长期后果往往被系统性低估。 而这种低估本身，恰恰源于功利主义的内在缺陷。功利主义将制度与法治视为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工具。一旦产权保护被认为阻碍了整体福利（如延缓开发、增加成本），法治就可能被牺牲。由此推导出的，是一种相对主义的产权观与工具化的法治观——产权是否值得保护，取决于它是否“有用”；法治是否需要遵守，取决于它是否“高效”。 这种逻辑导致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在政策主张上摇摆不定。例如弗里德曼虽强调市场和法治，却也主张在经济危机时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制造通胀刺激经济。这一立场实质上默许了通胀对财产权的侵蚀，而没有充分考虑通胀对国家信用的侵蚀、财产权的破坏，以及政府控制货币带来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功利主义视角，导致经济学家一方面支持法治，另一方面又支持政府在某些条件下破坏产权与法治，在其中摇摆不定。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究竟如何计算？ 个人效用无法被客观观测，更无法跨主体比较与加总。所谓“福利最大化”，往往只是用可量化的宏观经济指标（如GDP、就业率）去替代高度异质、主观且不可通约的个体价值判断。当政府宣称“强拆是为了引进大项目、修建地铁高铁、促进区域发展”，经济学家如何确证这些“整体收益”真的超过了被拆迁者所承受的主观损失？当“保交楼”政策将债务推向未来、透支财政信用、加剧金融风险，又如何评估其净福利效应？ 答案很可能是：无法判断。一旦政府内部形成政策共识，经济学家的角色便容易退化为提供理论包装与专家背书。 于是，一个更深层的伦理拷问浮现出来：我们是否应当接受功利主义作为制度设计的道德基础？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正当化对少数人财产权的侵犯、对法治原则的破坏吗？经济学家是否应默认：只要政策“总体效果好”，个体权利便可被忽略？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或实践问题，更是对经济学从业者价值观的挑战。 如果继续以功利主义为基石构建经济理论与政策体系，我们将难以真正捍卫产权、尊重契约、建立稳定的法治预期。而没有这些制度根基，所谓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终将成为沙上之塔。

不能 不明白

@npub176hg...rzzd 本来不想说斩杀线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低储蓄高消费的社会的必然现象。 祖师爷门格尔在《原理》储蓄的两大功能，一个是攒钱买现在买不起的东西，另一个是为可预期的（如衰老）和不可预期的风险（如受伤、疾病、失业）做准备。 问题在于，现代法币体系制度性的惩罚储蓄，就算有储蓄意识的中产，也会选择投资增值——但遇到风险可能连保值都做不到。 然后又加上以高税收为代价以低效率为特征的福利保障体系，给人以虚假的保障，于是储蓄消失了。但风险往往是一起到来，没有储蓄的人是平等的，就出现了不分阶级的“斩杀线”。 这种情况在我国也会逐步出现，只要法币体系不改变，福利化趋势不改变的话。 我倒是并不鄙夷那些嘲笑美国的中国人没有自知之明，这种现象说明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居民也从小农变成市民，这种舆论将气人有笑人无的小市民精神发挥到极致。特别的巴尔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