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这个在加沙统治了17年的威权、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大屠杀。他们杀害了1200名平民，绑架了250名人质。他们完全清楚此举将引发毁灭性的报复，而结果也确实如此。一场残酷的城市战争爆发，随后已有数万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平民，也有许多是武装分子。这场战争是可怕的、悲剧性的，没错，它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数十万人的队伍就在西方城市街头游行，他们并非为了谴责引发这一切的大屠杀，也没有去谴责使用平民作为人体盾牌的威权民兵组织，而是要求停止这场他们立刻贴上“种族灭绝”标签的战争。
到2025年5月中旬，伦敦已经出现至少27次声援加沙的大规模游行，其中一次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相比之下，在叙利亚内战最黑暗的岁月里，当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桶炸弹、围困战和饥饿战来镇压本国民众时，伦敦规模最大的叙利亚相关抗议活动，人数最高峰仅有900人，大多数抗议只有几十人。
这种对比揭示了一些令人极度不适的真相。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问题，更是选择性的问题，以及这种选择性所揭示的真相。
叙利亚：
•65万人死亡
•1400万人流离失所
•10万人在萨德纳亚监狱被处决
•15万人失踪
•通过饥饿、围困和沙林毒气实施的种族灭绝
然而，没有大规模游行，没有持续不断的抗议，没有每周刷屏的话题标签，没有人要求联合国或国际刑事法院“立即行动，否则如何如何”。
为什么？
因为这并不是真的关于“种族灭绝”。如果真是为了反对种族灭绝，单单叙利亚就足以震动整个世界。
这其实是关于别的东西。
我们所看到的，并非“声援”，而是一种错位的道德执念。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已成为一块象征性的画布，被用来投射各种幻灭感、负罪感和愤怒。它与地面上的事实关系不大，更多反映了这场冲突在观者心中的象征意义。
对于激进左翼来说，以色列是他们所厌恶一切事物的代理符号：西方权力、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军事力量，以及在许多情况下，是犹太人本身。
对于伊斯兰主义者来说，以色列代表着一种神学上的破裂，是一个他们认为不该存在的国家。
对于无聊且长期泡在网上的人来说，它是一个能够带来身份认同、归属感和人生目的的“事业”。
其结果便是对以色列及其被感知到的“罪行”的情感执念。这不是对人类苦难的原则性立场，而是一种仪式化的表演，将道德上的愤怒精准地投射到单一对象身上，无视更广泛的背景。
而这种执念需要“死者”作为牺牲品——不是为了同情，而是为了自我肯定。死亡成为他们证明世界不公、体制必须被推翻、抗议者站在正义一方的“证据”。
因此，死亡成为了货币，但只有“某些死亡”才被赋予完整价值。叙利亚人的死亡在地缘政治上是不方便的，维吾尔人的死亡在经济上令人尴尬，罗兴亚人的死亡在地理上过于遥远，但只要能够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便是“完美”的。
这就是为什么封锁加沙边境并拒绝接收难民的埃及几乎从未被提及；
这就是为什么公开受到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Yahya Sinwar）赞扬的阿萨德，在这些圈子里从未被追责；
这就是为什么同时资助和武装阿萨德与哈马斯的伊朗，始终只是阴影中的次要角色。
我们并没有看到“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我们看到的，是有人劫持了巴勒斯坦人的悲剧，为的是服务于完全不同的政治议程——这个议程并不真正关心和平或正义，而是致力于清洗西方自身真实或想象出来的“罪恶”。
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抗议者不关心，而是他们被“意识形态、社交媒体、部落主义”训练得只能以极其特定、狭隘且受限的方式去关心：
一种能取悦他们身份认同的“关心”，
一种能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关心”——因为他们愤怒。
而在这种美德经济中，加沙是“有利可图”的，叙利亚却不是。
